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丰富了我们的母语，使我们的母语更带感情色彩，更有表现力，更婉转、更美好

作家要在广阔的天地间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扎进这片供他生长的土壤，让自己的根系发达、蓬松，源源不断地吸收营养，长成不一样的风景

这些新生活，这些新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内心的新角度，同样，我们内心的新角度亦能发现事物到底新在何处，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

讲故事的目的是寻找知音，不仅是中国的知音，也包括世界的知音。把故事讲好最重要的是真诚、真实，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更多读者所理解，才能打动他们、影响他们

“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

记者：你的早期小说天马行空、浓墨重彩，最新小说集《晚熟的人》更加平实朴素，娓娓道来，紧紧牵引读者的注意力。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小说艺术风格变化背后，伴随着怎样的创作理念转变?

莫言：生物不断生长，作家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激情澎湃，或是怒火万丈，或是柔情万种，带着一种夸张的东西进行艺术创造。随着读过的书越来越多，见过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能用更加成熟平和的态度观察和理解事物，全面客观地呈现要写的现实。

过去语言上最喜欢浓墨重彩，大量地使用形容词，渲染自己的感受。现在觉得过多的形容词和描写会成为理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障碍，反倒是平淡朴实的语言更能直入人心。对情节的处理也是这样，过去会抓住每一个“有戏”的情节大加渲染，很多地方把话说尽，现在是话到笔下留七分，只说三分话，越来越体会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里老渔夫跟一群群鲨鱼搏斗时那种白描式的描写更有力量，更能给读者留下广阔的再创作和想象的空间。

我18岁时跟一位老师傅做学徒，打铁时他对我的提醒就三个字：低后手。后边这只手要低下来，锤面才能平整地落到铁上，如果后手高，锤面跟铁接触是有角度的，做功面就小了，效率低而且锤不平。我老忘不了这三个字，干事就像打铁一样，心态放平才能把事做好;心态放不平，老是翘着、斜着，事是干不好的。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

“把锤炼具有鲜明风格的语言当作毕生功课”

记者：100多年来，电影、电视等新艺术媒介层出不穷，数字化、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一日千里，文学“讲故事”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被视听艺术所取代，这种新的媒介格局促使人们思考：文字的优势在哪里?文学独有的魅力是什么?

莫言：讲故事是小说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但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韵味无穷，确实大有学问。集市上两个说书人说同样一段书，悬念迭出、活灵活现的那位通常门庭若市，平铺直叙、语言干巴的那位多半门可罗雀。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之所以不可取代，关键在它的语言魅力和讲述技巧。鲁迅小说可以反复阅读，唐诗宋词可以再三吟诵，因为每次诵读都会产生审美愉悦。而一部优秀小说翻译成外文却少人问津，很可能是译者只翻译了故事，把语言的韵味丢掉了。

作家应该有强烈的语言追求，把锤炼具有鲜明风格的语言当作毕生的功课。尽量让自己的语言更准确、更传神，能够在一个新的用法里，让很普通的词焕发出它内在的光芒，达到能被人理解却不产生歧义的陌生化效果。如果你的故事够好，叙事的技巧高明，语言本身也非常有美感，那么你的小说就容易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还承担着一个特别重大的责任，就是丰富和发展我们民族的语言。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丰富了我们的母语，使我们的母语更带感情色彩，更有表现力，更婉转、更美好。你想想鲁迅、老舍、朱自清……我们现代汉语就是在这些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基础上构建和丰富起来的，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现代汉语的基石。

“在邮票大的乡土上挖一口深井”

记者：正如鲁迅小说里的“鲁镇”，老舍笔下的“北平城”，你的小说里有一个永远的“高密东北乡”，从事创作几十年来，你不断把这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讲给国内外读者，作家的“故乡”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那么多读者?

莫言：有的作家一辈子写他邮票那么大的一块乡土，却挖出一口深井，冒出旺盛的泉水。受此启发，我生发出一个雄心——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世界地图上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但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应该有一个“高密东北乡”。

现实的乡土是根，文学的乡土顺着这条根不断生长。家乡养育了作家，也养育了作家的文学。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庄稼长大成人。在高密东北乡我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在这里接受教育，恋爱、结婚、生女，认识无数的朋友，听过无数的故事，这些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重要资源。但作家的真实故乡和他笔下的故乡，区别是很大的。一个人要连续地写作30年，个人经验无论多么丰富，都会很快耗尽，这就需要不断开扩生活面，以更加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写作的素材——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加工想象，使创作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气象，并形成自己的文学世界。

记者：正如你所说，每个作家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每个作家都不希望重复自己、重复别人，而是希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莫言：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的事情。

创新首先来自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早些年我坐火车从高密回北京，需要十几个小时，现在只要四个小时。国家发展很快，社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作品里描写的很多乡村人物形象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一批具有时代感的年轻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乡村、城市以及各个领域的舞台上，这给作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丰富的、多样性的创作资源。作为生活的艺术反映者，作家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

说起创新，我想起作家史铁生一句话：新的角度决定于心灵的观看。这话听起来有点绕，却意味深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一般人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固化，但作家看问题的角度应该千变万化。写作者心眼儿一定要活泛。所谓活泛，就是不断地调整角度，既借助外物观照内心，又借助内心观照外物。这些新生活，这些新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观照内心的新角度;同样，我们内心的新角度亦能发现事物到底新在何处。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

“人类共通情感是艺术交流的心理基础”

记者：你的创作多取材乡村生活和民间文化，受地方戏曲等民间艺术影响很深，同时你上世纪8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

莫言：我们这一代作家是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往前走，曹雪芹、蒲松龄、巴金、老舍、赵树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雨果都是我不曾谋面的“导师”。改革开放后，拉美文学传到中国，对我们这些8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很快就清醒认识到，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不能止于模仿，真正的借鉴是不留痕迹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要创造中国的文学，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要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里寻根，也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丰富的素材，只有不断地向生活索取，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

我们要有紧密贴近现实的热情，也不能让生活把我们淹没，要沉下去再跳出来，这样才接地气又有高度。到底什么是一个作家的高度?好作品里面有未来。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当下的东西，他就是有思想高度的，即便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曹雪芹作为封建时代破败大家族的后代，他的主观立意是要为他逝去的繁华、富贵唱挽歌，但他不自觉地塑造了像贾宝玉、林黛玉这样反抗封建文化、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人物，体现出超越那个时代的进步性，这就成为《红楼梦》的高度。

作家要在广阔的天地间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扎进这片供他生长的土壤，让自己的根系发达、蓬松，源源不断地吸收营养，长成不一样的风景。这就需要作家自觉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

记者：作为一个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读者的作家，你认为文化差异怎样影响文学的传播?文学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莫言：几十年前，我记得母亲给我女儿喂饭的时候，每当她盛一口饭往孩子嘴里递，我母亲的嘴巴也下意识地张开。后来，我发现我女儿喂她女儿的时候，她的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张开。之后，我去欧洲几个国家，也特别注意观察给孩子喂食的那些母亲的嘴巴。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母亲，她的嘴巴都会下意识地张开。这个细节就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基础，也说明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作品经过翻译依然能够打动人。人类的母子之爱、父子之爱等基本情感是相通的，这是艺术交流的心理基础。

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不同，导致对人和事物的认识、看法不同，甚至会造成一些误读。尽管如此，人类基本情感是一致的，审美观念大部分也是能互相理解的。我们的作品一方面要用文学的方式表现这种文化差异和人性方面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诉诸人类基本情感，发挥文学的特长写出立体的人，以此沟通心灵。

讲故事的目的是寻找知音，不仅是中国的知音，也包括世界的知音。把故事讲好最重要的是真诚、真实。真诚是真情实意而不是虚情假意。真实不是“一毛钱等于十分”这样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情感的真实、细节的真实。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更多读者所理解，才能打动他们、影响他们。